案例2：英方拖延時間轉(zhuǎn)移資產(chǎn)逃避責任
1972年5月24日，我方某公司與英國某公司簽訂2FEC080470E號和2FEC080471E號合同，訂購某貴重金屬共計8000噸。
合同中規(guī)定：1.主要成交條件是：價格條件為FOB；2.裝運口岸為漢堡/鹿特丹/安特衛(wèi)普，由賣方?jīng)Q定；3.裝運日期為1972年7月至1972年12月裝運完畢，按月分批交貨；4.支付條件為買方在收到賣方確定裝運港及備貨待運通知后，立即開出信用證等。
合同成交后，買方于1972年5月18日函請賣方指定裝貨口岸，賣方?jīng)]有指定。
我方公司求貨心切，于1972年6月7日在沒有收到賣方確定裝運港、預計裝船和準備裝船數(shù)量通知，也未對賣方資信狀況做周密細致調(diào)查研究的情況下，主動提前通過倫敦中國銀行開立了E25520號和E25733號信用證。由于合同規(guī)定裝運港口分別為漢堡/鹿特丹、安特衛(wèi)普和漢堡/鹿特丹，我公司于1972年6~11月函電催促對方盡快確定運港并通知備貨待運情況，以便我方公司租船接運貨物。然而對方對我公司的多次去電采取避而不答、不予理睬的態(tài)度，且在其僅有的4次答復中，都以他的供貨人未能交貨為借口，并對遲延發(fā)出通知表示歉意。1972年11月13日，又以英鎊貶值為由，致函我方，要求提高合同價格，我方未接受這一要求。
后來，對方又于1972年11月26日，將新的交貨安排通過我國駐倫敦的商務處函告我公司。根據(jù)這一安排第2FEC080470E號合同，8000噸貨物應于1973年1月至6月內(nèi)交完：1973年1月2日、2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各裝運1000噸；第2FEC080471E號合同1973年4月、5月各裝運1000噸。
雖然由于賣方未按期履行交貨義務，當時我公司已遭到了相當大的損失，但我公司還是接受了對方提出的新的交貨安排，即2EFC080470E號及2EFC080471E號合同，同意將貨物裝運期由原“1972年7月至12月裝運完畢”修改為“1973年1月至6月裝運完畢”。
雙方同意新的交貨安排后，我方5次函電要求對方指定并通知裝貨口岸及備妥待裝日期。對方未作答復。雖我方公司一再催促，但對方一再不守信用，對其自己提出的新的交貨安排也不履行義務。
1974年11月16日，我方公司通過英國律師χχ先生轉(zhuǎn)交對方一函聲明：允許對方自收到該函之日起4~5天內(nèi)履行交貨義務，否則將根據(jù)合同的規(guī)定，向中國國際貿(mào)易促進委員會對外貿(mào)易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，要求賠償損失。
在我方公司提出上述聲明后，對方仍然不執(zhí)行合同，并于1975年2月7日來函，反指責我方公司在1972年6月7日的信用證期滿后未開立新的信用證，以至對方不能履約，從而也就解除了對方承擔交貨的義務。
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方公司于1975年5月20日向中國國際貿(mào)易促進委員會對外貿(mào)易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，要求賣方賠償我方損失，即照1973年6月29日市場價格與合同價格的差價計算共計74.8萬英鎊，并要求賣方承擔仲裁引起的一切費用。
賣方委托代理人××律師事務所于1975年11月4日提出書面答辯，指出買方未按期開立信用證，應負違約責任，其索賠要求不能成立，應予駁回，并應承擔仲裁費用。
仲裁庭進行大量事實考證，認為本案事實的關鍵在于買賣雙方簽訂合同后，χχ市價大幅度上漲，英鎊貶值，貨源沒有著落而不向買方交貨。賣方于1972年11月13日致函買方時曾提出提價要求，1972年11月26日向買方提出新的交貨安排時又再次希望提價，就是在書面答辯中也承認交貨確有困難。還有其他事實都說明賣方根本無貨可交。因此賣方提出買方?jīng)]有在合理時間內(nèi)開立信用證，從而就解除了賣方履行合同的義務并指責買方違約，是不符合事實的，也是違反合同規(guī)定的。為此仲裁庭于1975年12月3日做出裁決：確定被訴人英國某公司負違約責任，應賠償原訴人中方公司的損失，其賠償額應按裝運期最后一天的國際市場價格與合同單價的差價，并扣除合同規(guī)定允許短裝數(shù)量千分之五計算，共計569637英鎊，同時英方還應負擔全部仲裁費用共計人民幣4萬元。
對方表示接受上述裁決。但由于我公司在處理這一貿(mào)易事件過程中，態(tài)度一直不夠堅決、明朗，從對方開始拒絕履約直到我方提出仲裁前后長達兩年之久，致使對方開始拒絕履約而應承擔的賠償責任，有充分的時間逐步轉(zhuǎn)移他的財產(chǎn)，并辦好與其母公司脫離關系的手續(xù)。在對方宣布清理時，只剩下幾萬英鎊。這一明修棧道、暗渡陳倉之舉致使我公司所遭受的損失無法從清算中得到全部補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