爭議良久之后，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提升至2300元，比原來的貧困線標準1196元增加近一倍。這也意味著，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群，都將被算作貧困人口。
中國社科院農(nóng)村發(fā)展研究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測算，根據(jù)這個新的貧困線標準，中國的貧困人口約有1億。而在原有標準之下，2010年底中國的貧困人口僅為2688萬人。標準提升之后，中國的貧困人口相比去年底增加了7000多萬人。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所長康曉光估算，這也意味著中央及地方的財政投入將增加四到五倍。
貧困線新標準：人均日收入1美元
2009年，中國上調了一次貧困線標準，由1067元調至1196元。
從去年開始，關于上調貧困線標準的討論便一直存在。但具體上調到多少，卻爭議不定。去年12月底，全國扶貧工作會議上透露出的消息是，2011年扶貧標準將提高到1500元。今年4月6日，國務院扶貧辦一位人士告訴《第一財經(jīng)日報》記者，1500元方案已上報到國務院，還在等待審批中。
多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稱，此前曾有過1500元、1600元、2300元等多個方案。今年兩會上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沈雯提出將貧困標準線提高至2400元。最終，國務院昨日將標準定在了2300元。
“這個貧困線增加的幅度還是相當大的，而且也比較符合現(xiàn)實的需要。”康曉光說，畢竟社會經(jīng)濟在發(fā)展，國家財力也在提高，理應用來促進社會公平。
參與方案討論的吳國寶告訴本報記者，在有貧困標準數(shù)據(jù)的國家里，我國是標準最低的國家之一，甚至比中國的低保標準還低。“這幾年我們的低保標準不斷提高，10月份的時候，低保標準每個月150元，一年就是1800元。扶貧標準比低保標準低的話，我們就沒有扶貧對象了。”他說。
此外，吳國寶還表示，由于貧困線標準太低，致使近年我國貧困發(fā)生率的變化和基尼系數(shù)的變化呈反向運動，也就是說貧困發(fā)生率不斷地下降，但收入分配卻在不斷地拉大。這明顯與現(xiàn)實不符，因而提高貧困線標準也是應有之義。
吳國寶稱，按照當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6.3來算的話，我國的貧困線標準提高之后恰好是一天1美元。而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來測算的話，這個標準比國際上一天1.25美元的標準還要高48%。
財政投入面臨壓力
貧困線標準提高后的一個直接結果，便是貧困人口在統(tǒng)計上的增加。吳國寶稱，這也是當初方案討論時很大的一個爭議點。
“我個人理解，調不調高跟社會的承受心理有關系。”吳國寶說。根據(jù)他的測算，標準提高之后，貧困人口將從2600多萬增加到差不多1個億。“每次討論標準的時候都面臨一個問題：政府和社會花那么大力氣來扶貧，貧困人口卻越扶越多，擔心民眾懷疑政府扶貧的成績。但后來就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，只是如何對外界做解釋。”
而在貧困人口增加的同時，貧困線標準提高也意味著財政投入將有所提高。
據(jù)國新辦11月16日發(fā)布的《中國農(nóng)村扶貧開發(fā)的新進展》白皮書，十年來中央和地方財政累計投入2043.8億元人民幣用于扶貧，從2001年到2010年，每年投入從127.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349.3億元。
而在貧困標準提高之后，康曉光稱將會給財政上帶來壓力，但他也表示這是政府應有的投入。近年政府財政收入提高不少，應該用來促進公平、扶貧濟困。
康曉光稱，扶貧投入各省不一，富裕的省份自己解決，貧困的省份則要有中央的財政支付，貧困省份缺多少錢中央就補多少。而據(jù)他估算，標準提高之后，中央和地方財政投入要比現(xiàn)有的增加四、五倍。
扶貧投入監(jiān)管追問
提出上調貧困線標準的沈雯曾告訴本報，過去20年，現(xiàn)有貧困線下的人口，其生活狀況與社會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并未縮小，而是在擴大。貧富差距的擴大，為中國未來的發(fā)展埋下了經(jīng)濟、政治方面的巨大隱患。
而在專家看來，此次扶貧標準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能縮小收入差距。吳國寶表示，標準提高后，更多低收入人群將獲得國家和政府部門的扶持，能增加收入、改善能力，有利于縮小農(nóng)村的收入差距，讓更多人分享國家發(fā)展的好處。
但扶貧資金與低保的一個差別，便在于扶貧的錢很少會直接發(fā)到農(nóng)民手中。吳國寶稱，絕大部分扶貧資金都用于貧困地區(qū)的基礎設施，比如修路、改水改電。真正用于農(nóng)戶身上的，不會超過30%，70%多資金都用來搞農(nóng)田建設等物質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。
而這也帶來了扶貧資金的監(jiān)管問題。康曉光表示，扶貧資金的挪用截留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，中國的嚴重程度僅處于中等。
吳國寶則說，中國在監(jiān)管的制度層面沒少下力氣，財政部便搞了很多扶貧資金監(jiān)管措施，比如制定扶貧資金使用條例，建立扶貧資金管理信息系統(tǒng)等。近年由于地方財政資金增加，中央財政對中西部財政轉移比例很高，貧困縣不需要靠這個資金來發(fā)工資，因此截留的比例比較小，但仍存資金不能及時到位的問題。
